网络上有个很搏眼球的说法——即“中国人以形象思维为主，西方人以逻辑思维为主”。

还有人，“追根寻源”，将“中国人以形象思维为主”，与汉字曾经是象形文字扯到了一起。

由此得出的结论，自然也就很简单——中国自古不讲逻辑、不教逻辑、不学逻辑、缺乏逻辑，等等等等。

“中国人以形象思维为主，西方人以逻辑思维为主”，这个说法对吗？

显然是“猴吃麻花——蛮拧”——“形象思维”和“逻辑思维”不属于同一层面概念，也就是说，这两个概念既不对应也不矛盾，所涉及的完全是两码事。

汉语汉字中的“形象思维”这个词，大概率滥觞于19世纪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。

他在《艺术的概念》一文中说：“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，或者说是用形象来思维。”

他又说：“（典型性）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，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”，“（典型）是一个人物。同时又是许多人物，也就是说，把一个个人描写成这样，是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，整类的人”，但这是通过“一个人物，完整的，个别的人物”实现的。

别林斯基称这种“典型性”的“形象”，为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（上海文艺《别林斯基选集》作者像）

可知——别林斯基所说的“形象的思维”，讲的是艺术创作和受众，是通过生动的“形象”，来完成对“真理的直感的观察”的。

也可知——他所说的“形象的思维”这种艺术创作手法，应该通过“典型性”来凸显，即通过活生生的“个体”来表现“一整类人”。

苏轼《文与可画筼筜偃竹记》：“故画竹，必先得成竹于胸中。”

“胸有成竹”，说的不就是“形象思维”么！

实际上，中国自古，从《诗经》的“赋比兴”，到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“神思”之“思理为妙，神与物游”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再到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概括的“三境界”说，无不讲得是艺术美学的创作要旨，既强调了“想象”在艺术表达上的极其重要作用，又主张必须“动之以情”才可“晓之以理”的艺术感染力之重要作用。

只不过没使用“形象思维”这个词汇而已。

伟人在《和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》中，三次说到“诗要用形象思维”，亦是在说——艺术包括诗，应该是以“具象”表现“抽象”，是二者的高度统一；作品应该具有充分的想象张力；要有感而发，从而具备强大的感情感染力。

以“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”，来表达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之坚定意志，便是极为恰当的例证。

以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”，传达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”的革命豪情，既形象又具充分感染力。

总而言之，“形象思维”，说的是艺术创作的方式、手法，是对喜闻乐见好作品的评价标准。

可不可以把“形象思维”，摆放到与“逻辑思维”对应的地位呢？

不可以。

比如，平时对一本小说、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评价不高，会说“逻辑混乱”——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都是艺术作品，都需要通过“形象思维”展现给读者、观众，然而，其故事情节、人物展现等等所有描写，都要基于逻辑、复合逻辑。

违反了这一点的作品，再天花乱坠也不会被认为是好作品。

所以，“逻辑思维”，指的是人们或者说人类共有的思维规律和相似、相同性，是基础性的人类思维能力。

这就是《红楼梦》在国外，也被相当多读者奉为经典；《战争与和平》翻译到中国，同样深受喜爱的基本道理。

“形象思维”，被“提高”到与“逻辑思维”并列的地位，或许与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书籍，包括教材的“渲染”有关。

例如某本《文学概论》，专门有“形象思维与文学的典型化”一节。尽管书中也说，在艺术创作中并非只有形象思维而排斥抽象思维，但认为“形象思维同抽象思维一样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思维方式。”

书中提供了一张图片，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其将“形象思维”提高地位的观点。见上图。现在这样的图网上仍然不少，见题图。

作者并未提供这张图片的出处。然而显然，这是对上世纪80年代前后国外心理学研究的一种综合。

可以确定地说，这张图所描绘的人类大脑的功能是不准确的。

按照此图，“中国人以形象思维为主”， 就是主要以“右脑” 思考；而“西方人以逻辑思维为主”，则是主要以“左脑”思考。

可是，在一些人嘴里，中国人是远远不如西方人具有创新精神的，为何以左脑思考的西方人却是“求同思维”，而中国人则是善于创新的“求异思维”——这岂不自相矛盾？

人之“大脑”，是人类到目前为止仍然在孜孜以求探索的重大课题——可以说，关于人的大脑的“奥秘”，远未到一清二楚的地步。

目前可知的是——

人的大脑，是人这种脊椎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最高级部分，又称脑端。

人类大脑呈半球状，覆于间脑、中脑和小脑之上；分为左右两半，但不完全分离，底部由胼胝体连接于一体。

左右脑都布满凹凸的沟回，最外面是大脑皮质层，厚数厘米，面积可达2000平方厘米。

大脑皮质层分六层，由各层之间不同种类神经细胞大小比例的不同而划分。

一般根据脑表面的的皱褶将大脑皮层分为四叶——其中，额叶有运动和语言中枢；顶叶有躯体感觉（触觉与位置觉）中枢；颞叶有听觉与记忆中枢；脑后的枕叶内有脑的主要视觉接受区。

除了上面说的“四叶”，还有将脑皮层边缘部分比较随意地算作“第五叶”的情况，这一部分管理着人的嗅觉、味觉与情绪应答系统。

人的大脑确实存在“分区”，比如语言区偏于左脑，因为左脑受伤的人大多失去了语言能力，然而，这不能确定“逻辑思维”是单独由左脑完成的。

人脑是个结构和机理极其复杂的整体——心理学界称此为“统合”认知或思维——还可知的是，左脑控制右侧的肢体、视觉和感觉，右脑则控制左侧。

上图，是意大利神经学家埃德尔·比西阿奇做过的实验，病人1987年右脑中风，由此她失去了对左侧一半的视觉和认知，这种情况持续了17年，直到其去世。

治疗最严重癫痫患者的极端方法，曾经采用切断左右半脑胼胝体的手术。此类病人被称为“裂脑者”。

上个世纪中期，心理学界已经通过实验发现，这一类患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，永远是“割裂”的。见下图。

这也说明，人脑是一个整体，人类思维和认知能力也是一个整体——心理学家们，称此为“意识的统一”。

既然“统一”，以“形象思维”和“逻辑思维”划分这国人和那国人的思维特征，就一定是不科学的。

还要说的是，神经学、心理学等等相关学科中，都没有与“形象思维”对应的词和概念。

说“不科学”，还有更重要的实验数据为证。

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，用近30年的实验，写了60多部著作和500多篇论文，证明了从婴儿开始的“认知发生”即人的“逻辑-数学”思维的成熟过程。

他发现，从婴儿开始，人的认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——

感知运思阶段（0-2岁）；前运思阶段（2-7岁）；具体运思阶段（7-11岁）；形式运思阶段（11岁开始一直发展）。

研究人类思维的心理学家们，大多认为皮亚杰的贡献是里程碑。在此基础上，又分若干分支开展了继续研究。

嘉迪纳、穆特、柯斯米斯基等人合著的《跨文化生活：跨文化的人类发展》即得出结论：“事实上，迄今为止研究的所有婴儿中，感觉运动发展的定性特征几乎仍然是相同的，尽管这些婴儿的文化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”

他们列举了对尼日利亚人、赞比亚人、阿尔及利亚人、伊朗人、尼泊尔人、亚洲人（原文如此）、塞内加尔人、亚马逊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众多研究成果，总结说：这些成果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，“各种社会中的儿童仍然在按照（皮亚杰）他所预言的顺序成长”。

既然广泛众多的实验证明，“婴儿的文化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”不能影响前述四个“逻辑-数学”思维的形成和发展，有什么证据能证明“中国人以形象思维为主，西方人以逻辑思维为主”可以站得住脚呢？

这就是个以讹传讹的伪命题而已。

建国75年的今天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；在5G通信、高铁、量子通信、超级计算、人工智能、移动支付、基因编辑、新能源、桥梁隧道等基础建设居于世界前列；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持续转型，开放指数进一步提高，全球治理作用越发明显，这些可以算是驳斥“中国人以形象思维为主，西方人以逻辑思维为主”这一伪命题的现实例证吧！